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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八章 苏轼对神宗小皇帝急了眼（第2页）

实事求是地说，这就颇有些“要挟”

的味道了。

以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从熙宁二年（1069）开始，至元丰八年（1085）宋神宗去世结束的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王安石是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

（）;（）　　在教育制度改革方面，王安石仍以“三不足”

——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不足法的非凡勇气，亲自操刀撰写了《周礼义》、《书义》、《诗义》，即《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也即为试策。

熙宁三年春，神宗皇帝起初想起用苏轼为新学改革的主考官。

王安石知道后，赶紧上奏神宗说，苏轼这个人学的都是旁门左道（所学乖异），决不能让他充当考试策论的考官。

神宗没法，只得让苏轼充任编排试卷官。

宋代贡院置这一官名，简称“编排官”

、“管号官”

。

编排官一般选派翰林学士、六部员外郎等充任，主掌举人试卷字号之编排和合格举人名次之编排。

殿试唱名时、在御座前依照名次将试卷对号拆封，转交中书待郎。

按现在的思维，也就是个排名次与唱票的助理角色。

但苏轼却并不能满足于这一角色，又再一次地像鲁迅先生那样，以他的作品为匕首、为投刀，直刺社会的黑暗与人性的丑陋。

所以，这一次仍对新法抱有抵触的他，再一次地闹出了个大动静。

苏轼先是以皇帝的口吻为殿试撰写了一篇《拟殿试策问》，大意是：我赵顼何德何能，不过是老天的垂怜，已赐给我这么多的忠良贤士，他们都已服务于朝廷。

这些个大夫贤士都撇家舍业、背井离乡地来到朝廷里，根本不是为了挣工资，而是为了把从老师那里学到的知识，无私地奉献给国君社稷。

我赵某人改年号“熙宁”

以来已经三载了，但是呢，还远远没有达到孔老二所说的那种安居乐业的治理标准。

社会矛盾不少，民风还不够淳朴，自然灾害频仍，战争不能平息，小商小贩还不能够安心地做生意。

最后，再用一种激励的口气说到，诸位莘莘学子们，你们可要畅所欲言不要保留啊，为了我大宋社稷多多建言献策啊，你们的试卷朕可是会仔细阅览的哟！

按说，苏轼这也是在例行公事，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

殿试过后，成绩也都揭晓了，苏轼作为编排官去集英殿参加了应考士子考卷的编排工作。

对于朝廷摈弃用于事无补的诗词歌赋而改用策论考试的方式，直接听取来自五湖四海甚至深山老林之士朴素率真的议论，用此种办法招贤纳士朝野上下也还都心悦诚服。

关键是，苏轼退朝后对当前的新法推行仍是如鲠在喉。

他认为不管是以前的诗词歌赋，还是后来的嘉祐年来的古文，再就是现在的策论，因为文章关乎着读书人的切身利益，所以一旦那种文风或是那种观点迎合了圣上的口味，得到圣上的认可，那么天下人就会不惜违心地去效仿之。

不行，还得上书神宗皇帝！

苏轼回到家，心潮澎湃，难以入眠。

于是就批衣起坐，剔亮银灯，用在居蜀期间跟父亲大人苦学来的知识，笔头生花、旁征博引地又重新起草了进士答殿试策论一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