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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抑先扬（第3页）

帝王崩逝的时间怎么能被其他人知晓好在还有很远，这里能活到那个时候的臣子不多，还都基本上是他的近臣，不然未央宫前就该见血了。

汉武帝刘彻在位多年，所行政策纷繁复杂，种类繁多。

但是总体而言，武帝去世六年后举行的盐铁会议上一位文学的发言对汉武帝时期政治取向有着很中允的总结

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

其后，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

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故憯急之臣进。

也就是说，刘彻志在四方，大兴兵事，所以有卫青、霍去病等“奋击之士”

出现。

连年战争导致汉廷发生严重财政危机，所以桑弘羊等“兴利之臣”

出现，进行盐铁酒国营、货币改革等措施稳定经济。

然而兴利活动却搅乱了民生，造成了社会动荡，于是武帝又在全国上下大兴酷吏之治，以严刑峻法惩治这些人，所以张汤等“憯急之臣”

出现。

由此来，当我们谈到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时，其主要线索正是对外持续的大规模征伐、对内实行各种兴利政策以及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三点。

奋击之士、兴利之臣、憯急之臣。

的确，刘彻细想自己过去所实行的政策，似乎确实如此。

自己大兴兵事，但这并不仅仅出于自己的喜好。

大汉自高祖起，到文帝、景帝，再到当今，所有的休养生息都是为了将来对匈奴的打击。

刘彻想，当年父皇内忧外患，诸侯王起兵此起彼伏，只能忍耐，暂缓对匈奴的出兵。

现在诸侯国不复作乱，国库又能支撑得起，出击匈奴自是必然。

在兴利之策上，盐铁酒国营、规定只有中央能铸五铢钱、颁布算缗与告缗，重农抑商，也是为了加强对民间的控制，解决征战匈奴所造成的财政经济困难。

元光五年让张汤、赵禹重修律令，相对于文、景二帝时过于宽松的刑法来说，的确算得上是“酷吏”

了。

但是，这样的政策也自然有实行的道理，不然又怎么支持得起出兵匈奴的耗费呢。

天音说自己的政策是这三点很有道理。

而且，现在自己依然觉得这是很好的政策。

既然天音要论自己晚年的得失，那就说明这些很好的政策在十多年或者二十多年后变得不好了。

那就听听为什么不好了。

如果是官员的问题，那就杀

如果是诸侯王的问题，那就除国

如果是律法的问题，那就修订更好的律法

如果是自己的问题那就改嘛。

年轻的刘彻隐隐期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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